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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审五代刻经与雕版印刷关系

2022年06月22日 08:29:37    作者:九九文章网

  中国雕版印刷经历了从宗教向世俗、从下层向上层的社会传播过程。这一过程中的某些节点,如五代国子监刻经值得特别重视。这些节点让这门技术在工艺水准与社会认同方面得到关键性提升。叶昌炽认为毋昭裔就是站在这些节点的关键人物。在他看来,毋昭裔堪称第一位大规模主持刻印书籍,尤其是经典书籍的人物,但更多学者则将其视为五代版刻大潮的参与者之一。如叶德辉认为毋昭裔刻书受到五代官方刻经的直接影响,是顺潮流而为之,并非引领潮流者。关于五代国子监刻经与毋昭裔刻经的先后主从关系,叶昌炽与叶德辉观点截然有别。结合传世文献,他们的观点都未必准确。此外,即使毋昭裔未必如叶昌炽说的那般重要,但对他的考察有助于人们理解雕版印刷的发展过程,更恰切地认识五代刻经与雕版印刷的关系。

  版刻便宜便捷但地位不高

  毋昭裔刻印儒家经书的权威记载来自《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一“后周广顺三年”:“自唐末以来,所在学校废绝,蜀毋昭裔出私财百万营学馆,且请刻板印九经,蜀主从之。由是蜀中文学复盛。”毋昭裔以其私财营建废绝已久的学馆,且向蜀主孟昶请求雕版印制儒家九经,得到了孟昶的同意。毋昭裔营建学校、刻印经书对于蜀地文化复兴起到了关键作用,是重要的文化举措。稍晚于司马光的孔平仲在《珩璜新论》中说:“周广顺中,蜀毋昭裔又请刻印版九经,于是蜀中文字复盛。”与《资治通鉴》文字几乎全同,只是更为简略。这是关于毋昭裔刻经最早的两则文献记载,因为是北宋人记五代史事,更值得重视。

  不过历代学者似乎都未曾目睹过这个最早的毋昭裔刻本,所有关于儒家经书版本源流的考证在源头上都指向五代国子监刊刻的九经。除此之外,同时有早期文献并不支持毋昭裔刻经这一历史记载。北宋陶岳在年代上早于司马光数十年,其《五代史补》记载:“毋丘俭贫贱时,尝借《文选》于交游间,其人有难色,发愤,异日若贵,当板以镂之,遗学者。后仕王蜀为宰,遂践其言刊之。印行书籍,创见于此。”“毋丘俭”(名实为“毌丘俭”)乃三国曹魏大将,当为“毋昭裔”之误。这段话今本《五代史补》中已佚,转引自南宋王明清《挥麈录》。其重要性在于记述了毋昭裔刻书的具体动机——他因借书时朋友面露难色而受到了刺激,所以发愿以后刻书,使读书人易得之。毋氏所借的《文选》自然应是写本,朋友犯难也在于写本之珍贵,故毋氏发愤刊刻《文选》的首要目的是降低成本,扩大流通范围。这意味着版刻在当时是一种比手抄更便宜,也更易流通的书籍传播方式。

  为了给像自己一样的寒士提供经典书籍,毋氏遂决定采用当时仅在民间印刷俗常读物的版刻技术。因此毋昭裔刻书,并非版刻技术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一种特定精神刺激下的举措,版刻这种低端而便捷的方式与毋昭裔当时低微的处境正好对应。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没有说毋昭裔刻儒家经书。《挥麈录》接下来还有一段话:“唐明宗平蜀,命太学博士李锷书五经,仿其制作,刊板于国子监。监中印书之始,今则盛行于天下,蜀中为最。”循其文气,这里的“仿其制作”应指仿照毋氏刻印《文选》之法来刻经,而非仿照其刻经事业。清儒顾千里曾在给陈鱣的信中说:“近段大令又掊击果泉先生《文选序》用毋昭裔镂版事,以载《五代史补》一语为杜撰。”《五代史补》之传本的确不无可疑之处,但毋昭裔刻《文选》事并非仅见于此。《宋史·毋守素传》载“昭裔性好藏书,在成都令门人勾中正、孙逢吉书《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镂版,守素赍至中朝,行于世。大中祥符九年,子克勤上其板”。毋守素是毋昭裔之子,他将《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三部刻本携至中原,却无儒家经书。毋氏所刻为《文选》五臣注本,其书“模字大而部帙重,较本粗而舛误多”。此描述与毋氏印书之初衷相符,并非确定精善文本。

  由此来看,毋昭裔刻《文选》当为事实,而其刻经则为可疑之事件,其实他与儒家经书的关系在另一个方面是确凿无疑的。在担任后蜀宰相期间,他主持了石刻九经,即文献中所称的蜀石经或孟蜀石经。这是一种官方举措,其刻立地点亦在学宫,性质与他基于个人因素而刻《文选》等书显然有别。

  刻经提升雕版印刷工艺水准和社会认同

  自古以来,官方刻立石经是为了确定经书的标准文本,并由此彰扬新朝的文化正统地位。后蜀虽是地方政权,但此举的政治意味显而易见。并且相较于此前的石经,蜀石经的一大特点是不仅刻有经文,而且刻有注文,这在石经的传统中是空前的,其工程量之大亦是空前的。蜀石经为欧体正字,雕刻精良,文本不仅依据开成石经做过仔细校订,书写者也都是当世名家。而与石经相比,版刻的地位大为逊色。毋昭裔版刻的《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等虽非民间日用之书,但属于科举应试的常备书籍,仍具有实用特点。应当说,相较于此前的佛经日历字书等,毋氏刻书在文化层次上确实有了提升,不过刻书毕竟是一种权宜之计,一旦进行确定经书文本这样重大的文化事业,石刻的尊崇地位仍是无可取代的。而且倘若《资治通鉴》所言为真,毋昭裔确有版刻九经,那么他同时刻立石经的举措就进一步证明了刻本的非正式地位,否则何必做重复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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