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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元语言”到汉语的历史之河:读路东诗集《

2021年06月08日 20:55:20    作者:九九文章网

从“元语言”到汉语的历史之河:读路东诗集《睡眠花》;作者:王军年

从“元语言”到汉语的历史之河:读路东诗集《睡眠花》;作者:王军年

如果把路东的诗歌比作一种以词语为部件构建的“装置”艺术,乍看上去,它很难被放置在特定的展区。这位诗人语言的奇崛、意象体系的原创性、实验方法的开放性,和他在当代汉语诗歌场域中选择性的缄默似乎是高度相关的。在当前各方面呈现出病症的语境中,写得少、不多说,已称得上是一种美德,而长时段里能看出明显推进的语感,则是一项机缘。这使路东的诗成为一个谜团,多年来他所作的诗歌努力,即使就呈现在选本《睡眠花》中的这么多作品而言,也让人感到难以以恰当的方式领会,同时,我们意识到它内部有一种因为作者修辞上的诚恳和内敛而被强化的、迥异于常识系统的精密构造。此外,路东也不是自己作品的有力阐释者,他与同时代人存在怎样的协同或辩驳关系,仍然有待澄清。他关于诗歌所写的一些随笔如《路东谈诗》《关于<词与物>》等,并没有对他的诗歌作出在复杂性上相称的解析,而更容易被理解为一种论说体的诗歌,本身是使用了秘钥因此需要解码的语言。他的自传体诗歌《简介》《诗的写法之一》也是如此。
在这样的条件下,对路东的作品进行定位,使它坐落在读者的常识系统中,是迫切且必要的。就其出生的年代(1956年生于南京)而言,他几乎与朦胧诗人同龄,但他的作品看上去更多地是在跟中文语境中1980年代后期以来的诗歌观念对话,并在缓慢的完成中塑造了成熟的、层次分明的诗歌个性。
根据《路东的方法》(张桃洲)这篇序言,路东曾参与前身为南京大学“形式主义诗歌小组”的南京“语言诗派”,直到长诗《词与物》中对语言与物质关系的思考,仍然可以看到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而在其诗集的最后三分之一左右,却转入了对中国古代历史的亲密回溯。即使从薄薄一本选集来看,路东身上文学轨迹的演化也十分复杂,我们在其中能够读到一些语言诗、第三代诗歌、保罗·策兰的影子,但是所有这些加起来,并不构成诗人路东。路东把这些不同来源的文学影响转化成了不能被轻易辨认的东西,其诗歌中理性的控制与语言的游戏、肯定性与虚无性之间存在跷跷板式的平衡。打乱的年代顺序、很多诗没有标明日期,这两点,使路东的诗歌演化路径更难被感知。如果我们设想《诗的写法之一》是其早期的作品,《种田》是其近期的作品,那么大致可以猜测,路东的诗歌演变经历了从语言诗的实验主义到为汉语诗重建开端、根系和肯定性的过程。《诗的写法之一》隐藏了诗经、象形文字等在他后来的诗歌中被加工为个人化原型意象的东西,但是,它整体上是在跟《有关大雁塔》(韩东)同样的路径中完成的,有时候并不像美国1980年代语言诗派的诗歌那样复杂,而是从某种作为诗眼的反语言构造开始。比如《有关大雁塔》中关于塔、登高的古代语意群,《车过黄河》中关于黄河的语意群,这些语意群往往经由复沓的、偏执化的强调和跟元典用法的偏离而被“不正当”地接受,这些语言诗往往致力于通过某种新意象或新语言秩序的叠奏,制造出新的汉语语感。类似的作品在路东的作品中,还有《白山》《竹马》等。在那些作品中,语言凸显了其装置性和游戏性,被反复拆解、组装,汉语的句法结构在激烈的语素勾兑实验中焕然一新,但个人经验/历史经验在类似的作品中较少被感知。有这种倾向的诗人往往相信通过元诗歌走向元语言(也即路东所谓“汉语仍深藏着值得倾听的力量”),同时,也是经由元语言构建元诗(即诗不再是隐喻,而是那些不可理喻者)。这个过程因诗人路东开始介入一些古典诗歌的意象而发生改变,比如《竹马》,同样是以对一个特定意象的解析为基础,对同一个意象所能够衔接的“聚合”与“组合”进行了尽可能多的强调,如“竹马想了解离开青梅到底意味着什么”“竹马自知不是本真之马才离开青梅”(33,34),这使语言诗为汉语库存的反应(re-action)开始获得更多的对话性和多声部色彩。在《它》《读一些诗给布谷鸟听》中,语言的游戏性和愉悦超过了一般语言诗里没有温度的戏谑。这些诗尽管同样是从对某个隐喻簇的破坏开始,但是我们能够在其中读到鲜明的肯定性力量,某种欣喜、新鲜,而不再是诅咒、谩骂、荒诞和反讽。
反过来,在关于古代中国的意象中,路东时刻保持着语言诗学的间离,从来不零距离地服膺于其中任何一种传统,即使在他的代表作《唐朝》中,诗人也设立了隐匿的虚构装置:
词后面是花
花开唐朝
两个人的江山
写在病句里
语焉不详
这不同于翟永明《在古代》这样的作品(当然,并非指诗人翟永明就一定构造了关于中国古代的某种非间离的想象,其《随黄公望游富春山》等也是充满间离感的作品)。类似的处理机制,在《想起孔子》等作品中复现:
有一条河
孔子在上游
我在下游
孔子坐在河边
对弟子说话
孔子说的话
顺流而下
波浪开花
因此,语言诗的自我质疑的机制,在古代意象这里完成了一种关于“陈词滥调”的脱敏工作,也保持了汉语的间离效果。这种特殊效果作为语言诗的遗产只存在于路东的诗中,因为这种间离效果的另一端点:对愉悦、游戏性、肯定性的同等诉求,在当代诗中仍然是少见的。在标明分别于2013年和2018年创作的《大海》(一)和《大海》(二)中,同样置入了这样的张力结构: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诗人韩东的《你见过大海》(写于1982-84年间)的影子,另一方面,则是玛丽安·摩尔关于海洋魔力的名作《坟墓》(“但你无法站进大海的中心/除了一座精致的坟墓,大海不能给予什么”)。韩东的诗归结于“就是这样/人人都这样”这个带有一定的“反文化”意识形态色彩的结论,但路东的诗却更加暧昧。
通过《词与物》这首具有哀歌特征的长诗——也是路东的代表作之一——我们看到他怎样从结(解)构主义的语言学观念中伸展出一种具有哀歌性的、也是抚慰性的语调:
与物相遇,人已被赋予了什么
物的果实,从枝头挂向人间
句子里出生入死的人
捧着它,会不会满手敬意
这首长诗明显不是米歇尔·福柯同名著作的阅读笔记,尽管被你/我、作者/读者、主体/客体、词/物的二元关系所影响。诗人对词的描述最终走向了语言的及物性,对物的描述也走向了物中词语的幸存。
从风吹草低的汉语中听见花开的声响
你好,与物相遇,要学会说话
堵截了词语的人,不会有好的下场
词语被耽搁了,物更容易朽坏
“从风吹草低的汉语中听见花开的声响”在下一节又被重复,是一行美妙的诗句,在作者的注释中,“倾听汉语,就是倾听它含苞待放的那部分”,得到清晰的应和。在《种田》中,诗人也写道,“我播出种子,见风开花/分行的庄稼,在不同句式中/靠才起生长”,熟悉谢莫斯·希尼的人肯定会发现此处“农作”和“诗作”之间的类比,作为语言诗人的路东对农耕文明的被间离的乡愁,使他语言的调性复杂而迷人。而上引《词与物》第二行,“你好”在这看似独白的文体中提示我们,诗人其实在对某个人对话。最后
人没有好的生活,只有不更坏的生活
从虚构开始,向每一天倾覆
句子就是最后的路,把自己收拾干净
被掏空的人,在句子里回荡
喂!谁在倾听
“被掏空的人,在句子里回荡”,给词语提供了相对于物的尊严和自主性,映照于斯特凡·格奥尔格的著名诗句“词语破碎之处,无物存在”。而“喂!谁在倾听”则让人想到里尔克跟“天使”的对话。路东的诗也指向生活的缺席者,不过,联想到其注释中的“倾听汉语,就是倾听它含苞待放的那部分”,这个“谁”也可能不是指向了读者、天使或某个外在的主体,而是写作者“我”,“词”在这里联系着说出的动作和倾听的行为,是一种交流的倾向和能力。长诗的结尾没有句号,暗示着这是一个未完成、目前没有终点的文本。但仅仅说《词与物》这样的作品是元诗是不够的,在大多数语言诗歌都是元诗的情况下,这相当于什么也没说。在《词与物》之后(仅就呈现在诗集中的顺序而言),《地下性》《农业[从他的谱系中看见其他]》《比喻》等作品中,诗人所述的“地下性”或土地性,也意味着更明显的回返中国传统、中国现实和中国意象体系的努力,因此,他的诗中泥土、农耕、劳作、象形文字(甲骨文)的成分逐渐增加,这些内容已经走出了语言诗的固有半径。路东对语言(作为抽象、透明媒介)的思考已经转化为(或至少已加入)对汉语(作为地方化媒介)的思考。元诗或语言诗的策略,最早来自西方现代诗歌,因此带有不加反思的语音中心主义倾向,在这种背景下,路东的努力显示了汉语诗人对相关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的罕见自觉。
为改造这土壤,为农业的故事
寻找新的叙述方式,我放下农书
坐在空空荡的打谷场上
写捕风捉影的句子
这节诗典型地反映了路东语言诗中的新变化,土壤与风、农书与句子(诗)、物质与影像,构成并非对立而是互相生成、转化的事物。把抒情视为“恋乳”的诗人路东,在这节诗中构造了两组韵型(包含尾韵和不太突出的行内韵),事/式/子,壤/上。对比早期语言诗的音乐性——通过一个类似节拍器的词汇(有时候往往是响亮的、自带着重符的音节,如马/大雁塔)在同一首诗中的重叠复沓达成。而路东的诗,写到这里,在表面上袭取了抒情诗的一个重要结构方式——韵律——但其诗行内部的控制力、观察者的稳定情绪、词语构造的硬朗严密,仍然得以保持。其中“农书”“打谷场”都回到了独属于汉语的词汇体系。就像在《对称》里,“叶子对称的草,都是济世之药/在汉语里煎出一团烟”,诗中也内涵了草药学或医书方面的中国知识,同时,在草/药表面的行内韵之下,还有药/烟这样的双声词(对应于西方的头韵)。
在某个恰当的时候,那些分散在路东不同主题诗歌中的意象开始汇拢成一个意象群,邀请读者把它们作为一个序列来理解,其中最重要的是“马”。这种重建意象的努力当然是持续的语言解构行为的自然结果之一。据说,“马”在《诗经》中的称谓就有五十多个,再想想青梅竹马、白马非马、车水马龙、塞翁失马这些成语,对马的想象延续于中国典籍与诗歌,路东先后在《竹马》《好像》《庄子和马》《三个人》《打听一个神》等作品中以不同的方式涉及这种动物/符号,对其进行过系统性的拆解,如“我们看见了正在骑马的庄子/庄子的马踏过草原的野火”(53)。对“马”的重复书写,使“马”从惯用语中脱缰而出,在《马城》中,“马”变成一种被想象力创造出的四不像生物,甚至不是动物,而是与词语的声音、意义、象形关联的配置系统:
那么多的马蹄,从这页纸上又踏出了汉语的尘灰
我必须赶到这页纸的另一面去了,这匹马
它一定就隐匿在一个还没写出的句子里
此刻我在日常生活的哪一部分呢
马儿叫喊,此刻全世界的马仍在往马城里跑
一路上,从马城里传来的风声很大
我骑马找马
此刻是什么时刻
在所有这些新的意象群中,每一次创造性的使用都轻微地调节了词语在文化系统中的固有含义。对马的“解放”,既是关于狂欢的想象,也是关于想象的狂欢,马的驰骋对等于诗人语言上脱缰驰骋产生的愉悦。类似的“脱缰”也存在于“庄子骑着白马在句子里疾飞”这样的诗行中。或许可以进行这样的过度阐释:马成为路东诗歌中词语动力装置的隐喻。
孔子、庄子、《诗经》、《易经》和关于三代历史的典籍在他的诗中留下了新鲜的形象,尤其是《庄子》和《易经》,在《庄子和马》《农业·谁是庄子》《我对占卜学只略知一二》等诗中有创造性的衍伸。在《我对占卜学只略知一二》中,
从甲骨文到现代汉语
故土旧邦,六十四卦的中国
蓍草,又开出了白花
如今,中国,你已占到哪一卦
会不会有新鲜的好庄稼
为劳作的人,在《易经》中生长
我们对占卜学只略知一二
甲骨文幽深,仍有许多句子
不为人知,古老而奇诡
一直沉默
此诗标明写于2019年,显然是诗人的“近作”。占卜的蓍草作为植物/《诗经》和《易经》中留下的“符号”系统的一部分,也是每年重复开白花的幽灵,在历史的重洗中遗留到今天,这个过程伴随着文字从甲骨文变为现代汉语,国家从商周变为新中国。这首诗关于中国历史学/占卜学的思考仍然归结到语言(地方化为象形文字):“甲骨文幽深,仍有许多句子/不为人知,古老而奇诡”,诗人在末行通过“沉默”悬置了自己的态度,呼应了标题“我们对占卜学只略知一二”。类似的作品还有《古铜镜》《这条河》《种田》,在后三首诗中,历史的遗迹不再是通过蓍草,而是通过铜镜/影子、河流、土地(种子)而重现。“历史是一条河”是一个陈旧的比喻,但路东的《这条河》这首十七行的短诗,通过把河流比作“句子”,把这个陈旧的比喻赋予新意——泥沙和浪花则是“词”——它设想夏商周文明是历史的上游,近现代文明则在历史的下游,“这些河转身后,一些暗流加入它/它流过汉唐明清,带出史记中/从未见过的泥沙,便直接流进了当代”,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诗人的另一首诗《想起孔子》,诗中的“我”和孔子也正好处于下游与上游的关系。引人注目的是,这些诗的元诗属性已经被思考中国文字、中国历史变迁的主题所修正。
细心的读者可以在对仲尼、《诗经》、《易经》的书写中,发现路东这里发生的微调。路东笔下的《易经》不是朦胧诗话语里的《易经》(如杨炼的长诗),庄子和《易经》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在他的诗中是一个频繁的互文对象。在《想起孔子》中,诗人与孔子建立了在典籍和前现代文献中都很难看到的亲密关系,用友好的、兄弟般的态度对待孔子这个神话式的人物。诗中的庄子不再是一个被“反文化”、拼贴性的后现代主义挪用的庄子,而是一个被正面接受的庄子。当然,有人会指出,庄子在中国古典世界本身是一个“江湖”相对于“庙堂”、混沌相对于规则的人物,那么,很让人兴奋的是,其对孔子这种位居中国古代文化核心的人物的处理也同样新颖。
总体看来,这部诗集中的路东比较符合奥登在《19世纪英国次要诗人选集》一书序中提及的大诗人的五个条件中的一条:他在观察人生的角度和风格提炼上,显示出独一无二的创造性。尽管他的诗歌观念的基础和起点仍然是语言诗学,比如在《路东谈诗》中:“还在汉语书写中练习抒情的人很多,这是一种未成年期的恋乳倾向”(1),以及“绝大部分寄生在汉语中的人,并不能觉知汉语是未完成的语种”(3)。在语言诗中,路东比较特殊的一点是,他坚持可能性、敞开性和相信未来,他并不分享我们这个时代关于写作实践陷入瘫痪的虚假意识。他所开列的一些原则,在意象主义以来的现代诗传统中并不新鲜,比如“警惕形容词”,对隐喻的拒绝则使人想起于坚,他的《数与图》《西湖档案》《手稿》等在表面上带有一定的逻辑推论或资料库整理性质的作品(也偶然地在规模上都是“小长诗”),也确实容易让人想到前者的《零档案》。但是也有一些别人从未谈及的部分,比如“洗去革命这个词的锈迹和血腥气,重新领会它”(5),前半句是大家都会讨论的,后半句则独属于路东。
种种暧昧不明之处,使理解路东的诗变得尤为困难。他文本中的意象群:蓍草、风马牛、睡眠花,仍值得进行充分的解读,本文仅仅是初步的尝试。
作者:王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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